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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囿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局限，为避免遗漏复杂多样的违法事实，立法者在罗列若干常见概念的基础上，通常还采用诸如其他手段其他方法等非完全列举的不确定法律概念进行兜底规定。

提倡是对爱这种人的内在情感的客观遵循，意味着并非以强制性方式推行这些类型的公德，更多是以示范性和说服性的方式，符合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规律。[35]范进学：《论宪法全面实施》，载《当代法学》2020年第5期，第79页。

[4]这里的相善其群，是以血缘和地缘为辐射中心的私人关系网络的延伸。另一方面，个体的社会化应当依靠道德的社会化，尤其需要接受社会公德的濡化，在学习社会道德规范、内化公共道德价值、培养道德情操的过程中维持社会道德秩序，[24]个体要将自身塑造成一个有理性公共良知和高尚道德人格的社会成员。[34]事实上，我国宪法文本已经为社会公德的整合功能规划了多层次的实施路径，并确立了相应的实施主体和实现方式，但由于宪法文本固有的抽象性、概括性等特征，既有的社会公德条款在语义和逻辑上都存在一定的含糊性，难以在现实中进行精确的转化。（一）明确结构定位，确认规范品格 社会公德条款在宪法中的规范品格确实不同于一般更具明确行为指向的权利义务条款，它是一种更为宽泛的道德义务，体现了以德治国、以礼入法等浓厚的东方法文化色彩。虽然现代社会无法倒退回差序格局中的熟人群体关系，但可以通过制度化的努力消除个体积极的道德选择顾虑，将个体塑造成知善恶、明是非、有责任感的现代公民。

立足于宪法规范体系的整体目标，面对价值多元时代的社会道德困境与社会整合需求，结合社会公德的文本构造，可提炼出如下三个解释方案。现代社会矛盾在很大程度上肇源于难以自行调和的价值冲突，如果任其发酵只会愈演愈烈并损耗共同体的根基。在反腐理念上，从注重惩治到侧重预防的变化，强调反腐的主动性，使执纪监督与执法监察形成合力，及时发现并遏制腐败蔓延，保障了监察权运行的高效性。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包含完善监察法律法规、优化监察体系、健全配套制度等全方位提升，在此深化过程中，监察法律法规从缺漏到健全、监察体系从形成到优化、监察制度从初步构建到臻于完善，如同量变引起质变，借助规范和制度的累积、优化与完善，最终实现监察法治的层次进化。然而，服务于统治阶级的价值立场决定了这些形式完备的法律实质不善良，根本无法保障公平正义，亦无法实现法治目标。监察法第41条规定：调查人员进行讯问以及搜查、查封、扣押等重要取证工作，应当对全过程进行录音录像，留存备查。但是，就如何相互制约，监察法实施条例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

总之，深化改革的根本逻辑是以良法善治推进监察法治进化，塑造监察良法，需穿透至新四权结构的运作过程，重点关注权力结构平衡。而司法权是与监察权沟通最为活跃，同时也是现行权力体系下对监察权实施异体监督最具潜力的公权力。

但进入到司法程序，公开全程录音录像并不存在任何干扰调查的问题，在司法阶段仍然不公开全程录音录像，唯一的实质理由只能是由于调查过程涉密而不宜公开。监察权作为一种优势权力，实质上保障了监察权运行的权威性。从形式完备的法律到实质良善的良法，是法治进化的重要体现。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不仅需将法治反腐的成功经验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还应正视和解决改革第一阶段的遗留问题。

因此，对于审判机关而言，通过综合考虑被告人陈述和辩解、律师辩护意见等资料，对影响定罪量刑的案卷材料进行实质审查，严格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摆脱卷宗依赖、践行以审判为中心理念的重要路径。例如，监察人员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的，应当作出降级、撤职、开除等政务处分决定。监察权的不当行使助长了问责的泛化，极大压制了公职人员履职的积极性，还引发了乱问责、错问责、问错责等问题。总结我国长期以来的反腐败经验教训，立法者意识到，监督的本质不是分权，而是权力博弈，要想保障监督的实效性，就必须使监督权在权力博弈中占据主动和优势，以确保对公权力形成实质约束。

因为监察机关职务犯罪调查权是实质的侦查权，调查认定的事实、获取的证据必然影响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与审判机关的裁判。监察实践中，即使律师成功申请调取录音录像，也可能无法观看。

一方面，在纪监关系中，纪检机关与监察机关采取合署办公模式，事实上确立了监察权的主导地位。因此，对控权过度问题的反思应当着眼如何合理优化配置监察权。

在权力运行层面，化被动监督为主动监察。在监检关系中，应强化检察权对监察权的法律监督。在实践中，监察权对行政权、司法权形成了动态制衡，而行政权、司法权则相对难以制约监察权。监察权如何与纪检权衔接，从而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充分释放反腐效能。因此，在监察与司法衔接环节，应当重点强化检察权对监察权的再监督，明确规定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展开立案监督以及职务犯罪调查的过程性监督。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第一阶段，通过组建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以及配套调整宪法、刑事诉讼法等关联性法律规范，初步形成了以监察权为中心的法治反腐体系。

从行政违法责任来看，根据监察法和监察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对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职务违法行为应当依法制裁。因此，如何在引入控权机制之后，合理平衡分权与控权之间的关系，对权力结构的平衡而言至关重要。

进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全面深化阶段，需更加理性审视监察权本身，正视权力结构失衡的法理不足及其带来的现实问题，确立相对平衡的权力博弈结构。我国早期立法采取监督分权模式，在全国人大统摄之下，各项监督权散在地分布于行政权、司法权等公权力之中，监督权受特定公权力管束，其法律地位相对较低。

因为分权中蕴含着制衡成分，这既意味权力之间的界限分明、禁止越权，又表明了权力之间需要彼此制约和监督。从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现象观察分析，监察权的介入虽然有助于建立严密的腐败预防体系，但是，过于激烈或刚性的控权机制，容易抑制权力活性、挫伤公职人员履职的积极性，造成了公权力行使主体的消极懈怠，往往弊大于利。

中国特色腐败治理现代化语境下的权力平衡，以兼顾分权与控权机制、尊重监察权作为现代公共第四权为前提，监察权的设立目的在于控权，它与通过分权形成的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一道构成了中国特色的权力体系。深入分析可知，监察权主导反腐败全局，使其自身面临着法治正当性考验。在监法关系中，应贯彻以审判为中心的理念，从根本上改变审判活动对监察调查所获取证据、认定事实的依赖度。概观人类法治的演进历程，大体有三个层次，即规则之治、良法之治与良法善治。

进一步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应以监察权结构的再平衡为着力点，在价值理念上强化人权保障，以平衡前期改革偏重高效反腐的价值倾斜，在职权功能上完善监察权的再监督、有效问责与动态运行机制，以平衡监察与司法、执法的配合制约关系，从而实现从规则之治走向良法善治，促进监察法治的层次进化。从性质上看，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实施的各种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行为，首先属于行政违法行为，对此行为的处分，属于行政责任之范畴。

然而，权力腐败愈演愈烈，证明中国权力制衡结构的改革还没到位，权力监督的难点还没有解决。对此，监察法实施条例重点规定了相互配合。

在法律地位层面，转低阶权力为优势权力。二是分权意义上的行政机关监督，体现了行政权对监察权的制约。

根据改革之前的立法，有关部门对部分行使公权力的非公职人员无法实施有效监督，这些人员如果实施贪污贿赂等职务违法犯罪行为，只能或追究违约责任解除聘用合同，或者给予相应的内部处分。规则之治源于人类的理性诉求，所谓理性的根源是指，我们需要让法律在所有人面前保持一致，这就需要一套硬性规定。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出台，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这些问题。换言之，监察法第9条、监察法实施条例第11条规定的责任清单，并不是完整的责任清单。

在政治权力影响诉讼权力的现实格局下，监察机关对审判机关的影响将是压倒性的，这会导致本已严重的‘侦查中心主义，可能会进一步恶化为‘侦查中心主义+‘监察中心主义，这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了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法权构造，司法的功能也将严重受损。然而，对于监察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而言，由于政务处分的作出主体是监察机关，其性质相当于内部处分，这又陷入了监督者自我监督的逻辑困境之中。

因此，在不改变监察权基本内容的前提下，合理限制监察权，是解决该问题的主要路径。调查是实质的侦查，职务犯罪调查的主要目的是获取职务犯罪线索，以作为审查起诉与审判的重要依据。

前三种形态共占比96.5%，监察权的腐败预防效果显著。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由于法律法规不完备，反腐制度不健全，腐败治理存在着明显的真空地带。